重访织里：童装制造商求变

[中国童装网] 从生产廉价童装到投资动画片《今童王世界》，湖州今童王制衣有限公司（下称“今童王”）的转型之路反映出了整个浙江块状经济的现实困境，这个长期以低成本工厂聚集地的民营经济大省，希望能朝着生产具有更高价值的商品迈进。

　　1996年从家庭作坊起步的今童王已成为集儿童服装产品研发、生产和经营为一体的童装企业，今童王所在的湖州市织里镇更是“中国童装之都”，每年生产约4.5亿件童装，当地说法是“全国每四个儿童身上穿的童装有一件是织里造”。

　　受益于庞大的市场需求和密集而完整的供应链，织里小镇聚集了近20万外来人口——或是在今童王这样的童装企业打工，或是扮演家庭作坊中“夫妻队”角色。

　　从最低门槛的打工到开“门面店”，再到开工厂，是织里过去30年的童装产业生态，也造就了一大批童装企业和个体老板，但近年高企的成本挤压了低端制造的利润，2011年10月26日发生的“抗税风波”事件，或预示着上述模式的终结。

　　2012年5月13日，在“抗税风波”7个月后，《第一财经日报(微博)》记者重访织里镇，昔日风波已恢复平静，但打工仔的迷惘、“夫妻队”的困惑，以及“大企业”踌躇中的愿景，仍是尚待观察的迷局。

　　“大企业”转型愿景

　　5月13日傍晚，细雨。织里路和吴兴大道路口，是去年“抗税风波”事件的一个分界点：往东是当日骚乱人群活动区域；往西大约一公里的珍贝路、栋梁路一带，是织里镇2006年开发的工业园区，也是织里童装规模企业最集中的地方。

　　织里童装产业发展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最初以生产绣花枕套为主。后因手工业的发达、水上交通的便利，家庭作坊式逐渐形成集镇，最终形成了以童装产业为核心，原料供应、面料织造、产品研发设计等为辅的产业格局。

　　按照当地统计，织里镇现有童装企业12000多家，其中童装制造企业7647家，配套企业4553家，规模企业47家，销售收入已经突破180亿元。

　　如果把织里童装产业比作金字塔，“抗税风波”中心的晓河村是塔底，聚集了成千上百家“夫妻队”的门面店，占据塔尖的是那些规模童装企业。

　　地方政府倡导的转型升级方向是“大企业、大品牌、大市场”，事实是上述规模企业的年销售收入多在2000万元左右，2011年销售过亿的也只有两家。

　　在阿祥路1166号，本报记者见到了布衣草人服饰有限公司董事长马伟忠。他介绍说，这个厂房是2009年搬过来的，边装修边生产。经过十余年打拼，布衣草人成为当地规模企业之一，且因较早试水电子商务颇受当地政府推崇。

　　简单说就是在淘宝商城、QQ商城开网店。2009年，因高库存和资金链断裂，布衣草人陷入经营困境。压力之下，马伟忠尝试利用网店销售积压产品，2009年5月开始，当年销售额80万元，2010年是290万元，2011年上升到1300万元。

　　“当时主要是甩库存，略高于成本价出售，后来库存甩完了，就开发了一些适合在网店销售的产品。”马伟忠说。2011年“抗税风波”事件后，时任湖州市委书记孙文友率队前来调研，认为这一模式代表了织里童装产业未来。

　　在马伟忠看来，网络销售渠道整合了产供销链条，从单纯的制造商到销售商转变，2012年的销售目标是1.2亿元。在制造业普遍萎缩的背景下，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增长计划。

　　和大多数低端制造相似，一件童装产品制造环节利润只有15%左右，80%以上的利润在前端的研发和后端的营销环节。“微笑曲线”是童装老板耳熟能详的经济名词，向两端要效益的策略是强调提高质量和打造品牌，制约因素是设计人才和信贷支撑短缺。

　　作为织里童装龙头企业的今童王则尝试品牌化，2011年投资近千万元和上海一家动画设计公司拍摄《今童王世界》，打造“童装+动漫”模式，强化品牌文化属性。

　　今童王总经理朱新根告诉本报记者，品牌最关键是要有特色，怎么样让孩子感到快乐，怎么样让孩子快乐地成长。

　　2011年，今童王销售了76万多件套童装。“今年开始，公司的研发、设计、销售都搬到了上海，便于留住吸引人才，织里以生产加工和物流为主。”朱新根说。

　　当转型升级遭遇经济下行，加剧了问题的复杂性。今年第一季度我国经济增速只有8.1%，4月份大部分经济数据也比预期要差，具体到个体企业，订单减少、用工成本上升、负债率上升等都会给企业主带来悲观情绪。

　　“坏的形势从去年11月开始。”朱新根说，受益于中国庞大的市场需求，坚持下来的童装企业都会有发展空间，“中间涉足民间借贷的童装老板，今年又返回来做童装的影响很大，这种情况在织里蛮多的”。

一个产业，两个群体

　　离开工业园区后，回到织里路和吴兴大道路口，再往东拐到安泰路，不到500米的街道上有着近百家“门面店”：一般以四五层楼房为主，厂店结合，楼上为加工车间，一楼为店铺，展示生产的各式童装。

　　这样的“门面店”又称“夫妻队”，整齐划一，遍布织里。经过抗争后，“机头税”降低到282元/台，并规定5台以下机器不征收，一些童装老板还享受到了“返税”待遇。

　　2011年“抗税风波”发生后，引发了公众对织里童装产业集群下两个群体的关注：一是已形成产业规模的童装企业老板，二是处于产业链末端的“夫妻队”。

　　“生意不咸不淡。”嘉兴籍童装老板肖荷告诉本报记者。一个破旧的练习本上记载着5月14日的业绩，这天袁勇军卖出了13笔约2000件裤子，最多一天卖出4000件。单件批发价10元左右，每件可赚一两块钱。

　　肖荷的“门面店”置办了20台机器，雇用了20多名工人，主要做裤子，有7个款式。二楼窄小的车间被裁床、缝纫机和各色布料、线团挤压得逼仄不堪，工人埋头在机器前忙碌。

　　精明的童衣老板一旦发现流行的童衣款式，就会买回来作为样品，并迅速拆解成一堆布块和零件，负责进货的员工只须扫一眼，就清楚该进哪种颜色、质地的面料和辅料。

　　织里的优势是产业链配套齐全，方圆500米内，可以买到生产童装的全部材料、配件。面料和辅料可当天时货，裁床立即开动，一两天后，第一批仿制品就会挂到店铺里。若一个款式好卖，一个星期内，仿制品就会遍布整个童衣市场。

　　“小靓仔裤业”老板谢文原来是湖南省株洲市的童装批发商，2011年在安泰路租了一间门店，置了21台机器。她说，出多少卖多少，在这儿做一年能抵老家做三年。谢文的追赶目标是同一条街上的湖南老乡袁勇军，“他是做高端裤子的，一条能赚10块钱”。

　　袁勇军2005年来到织里，最初是在老批发市场卖水货，前几年搬到安泰路，他做的裤子单件批发价25元左右，有南宁、武汉、杭州等地的一批稳定客户。

　　“夫妻队”的最低门槛是扮演童装产业链底端的“来料加工”环节。他们不打样、不裁剪，只管从镇上的童衣厂拿来成捆裁好的布料，加工成衣后交回，计件赚取加工费。散布在织里周边的晓河、河西、轧村等各个村落中，有上千家之多。

　　“夫妻队”的目标简单而明确，从低档次的门店换到高档次门店，赚更多的钱。袁勇军说，船小好掉头，但船太小也难跑得远，“来这儿都不想只是混吃混喝，我马上要搬到金海岸红门馆一带，那儿档次更高”。

　　脱颖而出的幸运者总是少数，多数人还是墨守现状或被市场淘汰。除了提前10年，马伟忠最初的经历和“夫妻队”并无两样，从门面店起家，置了5台缝纫机，开始了夫妻创业。

　　据他回忆，创业初期，老婆担任设计工作，自己骑着摩托车四处送货，年底统计赚了4万元，于是买了一辆小面的。大跨越是在2003年7月，搬到了新买的厂房，有四间门店，缝纫机也扩张到55台。

　　“2003年之前生意都很好做，一年做三四个款式，一个款式能做七八万件。”马伟忠向本报记者追忆当年火爆的市场需求。

　　但微小的变化每天都在累积，织里童装产业格局也逐渐发生分化。2005年是织里童装供求市场发生转变，征兆是经销商开始有欠账了。随着市场趋于饱和，恶性竞争加剧，矛盾暗中酝酿，并在“抗税风波”中爆发。

　　老集群新问题

　　2011年引发“抗税风波”的那起车祸，不仅点燃了对税收的不满情绪，既而也引发了两个群体的对立。梳理发现，当地童装产业的转型升级需求与低级加工制造的现实矛盾，是上述事件发生的深层原因。

　　“夫妻队”多是以前童装厂熟手。童装老板沈云辉告诉本报记者，活多的时候，每天要干18个小时，虽然能赚到钱，但感觉不自由。这个20出头的年轻人，厌倦了“吃饭狼吞虎咽，喝水争分夺秒”的生活，两年前和同样在童装厂打工的妻子决定单干，“从厂里拿货回家干，干的活跟在厂里一样，但是有人身自由，干多干少自己决定”。

　　因为不安于现状，更多的工人加入到“夫妻队”中。据朱新根介绍，每年有两三千人从今童王、布衣草人这样的童装企业流出。这招来一些规模化童装企业老板的非议，因为熟手都开“夫妻队”了，工厂为了留住工人，必须提高工资待遇。

　　“工人工资五六千一个月，不只是给他们加薪，还要设法改善工人的工作环境，宿舍安装了空调，还修了卫生间。”朱新根说。记者走访发现，高工资仅属于裁剪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