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童装网】凌晨6点，田野还笼罩在寒雾里，天边翻出一点鱼肚白。刘武义早早起床，开始收拾那辆破旧的三轮车，将砖头、蜂窝煤炉、一片变形的木板和一盆卤好的茶鸡蛋装上，最后，他提起头天批发来的一箱矿泉水和一箱瓶装绿茶，狠狠扔到拥挤的三轮车上。
49岁的刘武义看上去像69岁的样子，背有些佝偻，皱纹爬满了额头。今天是2009年最后一天，但他还不能休息，患糖尿病的老婆每天都等着他去离家5公里的县城卖些钱来买药吃，儿子在郑州上中专，也要等着他赚学费。
7点钟，刘武义匆忙喝了碗老婆熬好的小米粥，骑上三轮出门。冬天的早晨格外冷，风吹过来，他打了个哆嗦，把头往棉衣里缩了缩。
骑到村口，他看了眼自家那5亩麦地，虽然绿绿的麦苗给寒冷的冬天增添了几分生机，但他心情还是很沉重。最近，他听说棉花价格涨得越来越高，现在已经到一斤子棉3.7元，而今年这5亩良田他没有种一棵棉花，这让他很郁闷。
“不过，我明年还不打算种棉花。”缓过劲的刘武义对记者说，“虽然今年棉价这么高，但是扣除了涨得更高的种植成本，最后落到口袋里的钱也剩不下几个。”
顿了顿，他又补充说：“况且，谁又知道明年棉价又怎么样呢？”
刘武义的家在河南省东部周口地区扶沟县城的城郊。扶沟是中国十大植棉县之一，在他记忆里，很小的时候就跟着大人们在田里侍弄棉花，这么多年来，棉花给他留下的是很多温暖的记忆----不仅是在冬天给他带来温暖。但他现在一想起棉花就有些黯然，由于不种棉花了，家里少了经济收入，他不得不起早贪黑做起了卖茶鸡蛋的小买卖。
向更远处望去，满眼都是麦田。从今年麦田的播种看，几乎都没有给春天套种棉花留出间距。2009年，他们村子里就几乎没有几户种棉花，他和村民们聊天，很多人第二年仍不会种。
2009年，扶沟县的植棉面积大幅度下降，虽然没有公布准确的数据，但据当地最大的棉花企业中方集团一位高管在2009年9月份估计，全县大概只有19万亩，不到2008年的一半。但记者采访的不少棉农称，根本没有这么多----因为他们身边种棉花的比去年少的可不止一半。
扶沟正在发生的故事只是全球化背景下整个中国植棉业走上穷途的一个缩影。根据国家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农村发展研究室主任杜珉研究员向《商务周刊》透露的数据，2009年，中国棉花种植面积较上年减少了800多万亩，减幅在10%以上，其中黄河流域和新疆棉区减幅更高。
入世8年后，像刘武义一样，中国大部分棉农成了全球化产业链条上最大的受害者。
温暖的旧棉花
每天，刘武义要骑一个多小时的车到扶沟县城，选择一处热闹的路边，用砖头和木板搭个简易的摊位，开始自己一天的生意。明天就是2010年了，这个豫东小县城与往常没什么两样，拉出租的、蹬三轮车的和街边卖胡辣汤的依然忙碌，没人在意今天是什么日子。
“和我聊聊棉花吧。”记者站在刘武义的摊位前。
“咿，棉花有啥可聊的。”他伸出那双皲裂的大手向我摇摆，浓重的河南话里露出不以为然的意思。
好长时间没人来光顾生意，刘武义很无奈，于是终于聊起了棉花。在他的话里，棉花是那么神奇的植物，美妙而温暖。
“这么些年，棉花养活了我们一代代人，盖房子、娶媳妇、养孩子，还有油盐酱醋，都是靠了卖棉花的钱。”他说，自己对于棉花那种特别的感情，对于别人是难以言表的。
棉花从播种到收获，那是多么美好的过程！从每年3月份开始，精心挑选种子，施肥，旋耕土地，打钵育苗。当嫩绿的小棉苗移栽到田里时，刘武义内心也开始充满了希望。
棉株一天天成长起来，伸出更多的枝叶，越来越茁壮。每天刘武义都到棉田里忙碌，整枝掐叶，除草灭虫，浇水灌溉。汗水落在肥沃的棉田里，虽然辛苦，但转眼到了花期，朵朵白色、粉色的花朵在风中摇曳，煞是好看。等花落了，棉桃也就长出来了，大约两个月后，第一个棉桃开始吐絮进入花铃期——不久，雪白的棉花就可以收获了。收获的季节是在秋天。每次摸到一朵朵柔软的棉花，刘武义总感到无比温暖。除了卖给棉花加工厂或者棉花贩子们，他每年总会留一些棉花，让老婆套床新被子或者缝件棉袄给自己或家人，一起体会新棉花那特有的柔软。
棉花是扶沟县域经济的支柱。这里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有着棉花种植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当地农民有100多年的种棉传统，积累了丰富的种植经验。棉花也给这里带来了无数的荣誉。已经退休两年的扶沟县棉花办公室主任王长安向《商务周刊》回忆，扶沟的棉花在纤维质量、色泽、棉结等指标上都很优秀，1985年，国家确定扶沟为优质棉基地县。1990年代初期，扶沟县的棉花种植面积达到高峰，全县耕地总面积110万亩，高峰期植棉面积高达80多万亩。并连续7年突破1亿斤皮棉的大关。
“多年来，扶沟一直稳居全国十大产棉县前列，棉花成为扶沟的骄傲。”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副院长、省棉花学会副会长房卫平经常到扶沟进行调研，他回忆，那时候，全县的农田几乎种植的都是棉花，每到收获季节，扶沟全县数十万棉农都劳动在白花花的棉田里，采摘下来的棉花堆成山。随后的收购季，公路上运输棉花的车辆排成长队，赶来收购棉花的经纪人多得如蚂蚁，各乡镇大小棉花加工厂也都加班加点，加工好的皮棉打包后就被纺纱厂买走，纺成柔软的棉纱线，供应全国乃至全球的市场。
在那火热的年代，每年在3月15日打钵育苗前一周，县里都要召开棉花大会，县领导们反复宣讲棉花对于扶沟的重要意义，然后分头下乡督促棉花种植。那时，县里有棉花协会，各个乡镇也都有棉办和棉花协会，全县的工作似乎都在围着棉花转。
用脚投票的棉农
也许，刘武义从来没有思考过，一朵天底下最柔软的棉花在今天这个全球化时代代表了什么。他也记不清楚从哪年开始，棉花的价格变得飘忽不定，似乎有种看不到的力量在左右着棉价，逐渐瓦解了他们对于棉花的信心和虔诚。他明显感觉到，这些年来种子、化肥和农药越来越贵，周围的人们越来越不愿意再侍弄这种世代养活他们的锦葵目木槿亚科灌木了，人们宁可出去打工或者改种大豆、玉米和瓜果蔬菜。
对刘武义植棉信心的彻底打击是在2008年。这一年，华尔街掀起全球金融危机，“蝴蝶的翅膀”也波及到了远在中国豫东的这个植棉大县。《农民日报》上的一篇文章写到：“2008年在棉花生产期间，由于农资价格的大幅上涨，植棉现金成本增加了12.4%。在棉花收购期间，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棉纺织品及服装出口受阻，内销不畅，棉花消费疲软，棉价持续下跌，调查农户植棉现金收入下降30.5%。如果计入家庭用工成本，2008年农户每亩植棉收益为141元，比去年下降68.6%。据河南省棉区调查，2008年棉花生产仅化肥投入比2007年和2006年分别增长了69.9%和103.9%。同期子棉收购价格同比下降了17.6%和8.2%。由于年度内成本上涨，价格下跌，农户种植棉花严重亏损，棉花生产积极性受挫。”
由于农资价格上涨幅度更大，河南棉农遭遇的打击也最为惨重。“先是上半年种棉花的时候，种子、化肥、农药的总价格平均大涨了四成，等到下半年收棉花的时候，虽然当年产量还不错，但新棉上市不久，棉价就一路下滑，最低时一斤子棉只有2元钱。”刘武义说，“按这个价格，不但一年的劳动白费，算下来还赔钱。”
即使这么低的价格，往年活跃乡间地头的棉花贩子和棉花加工厂也不愿意问津。很长时间，成堆成堆的棉花就堆在院子里，棉农们都懒得看上一眼，有的棉农干脆就没有心思把棉花采摘下来，任其挂在枝条上风吹雨打。
到春节前，有些棉农还是不愿意赔本出售，但大部分棉农过年等着钱用，不得不忍痛处理了自己所有的希望。刘武义就属于后者。这一年的春节，棉花带给他们的是无尽的灰心。
棉农们开始选择用脚投票，和很多同样多年靠植棉为生的村民一样，刘武义决定来年不再种棉花。2009年，扶沟这个曾经的全国十大产棉县植棉面积严重下滑。“路边很少能看到大片的棉田了。”房卫平说。
记者2009年12月29日坐一辆快散架的金龙客车从省城郑州到扶沟，虽然已经过了收摘季节，但一路上几乎看不到堆在路边的棉秆。
曹里乡杜家村距离扶沟县城17公里，这个普通的豫东小村人口1309人，耕地2300亩，往年几乎全部种棉花，全村也是人人都会种棉花。
“2009年，全村棉花种植面积几乎为零。”从村支书位上退下来一年多的杜同喜告诉《商务周刊》，他家有10亩土地，2009年也没有种一亩棉花。同样的，他2010年依然不准备种棉花。
杜同喜担任杜家村党支部书记已经17年了，看起来微胖，有着一张古铜色脸庞，如今掌管着村里的一家“富强棉花加工厂”。
由于没有棉花可忙，2009年9月，杜家村很多村民都到新疆去采摘棉花了，这在往年是不可想象的。杜同喜回忆，以前县里组织村民到新疆劳务输出，杜家村需要出6名劳动力，他到各家做工作，答应给出路费，还给补贴，村里都没人愿意去。自己的棉花都忙不完，谁有心思跑到那么远的新疆去。
这种状况虽然与2008年的棉价暴跌有很大关系，但棉农们的信心丧失其实也是一个逐步的过程。杜同喜回忆，在1990年代，棉价一直比较稳定，棉农们考虑的只是收成问题。但大约从1998年棉花流通体制改革，尤其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棉农们就感觉到棉价开始忽高忽低，浮动非常大，而且进口棉花压低了国内棉花的价格，棉农们心里越来越没底，谁也不知道明年会怎么样。
杜同喜还记得，入世后，中国就逐渐取消了棉花生产、经营领域的大部分补贴和支持政策，如今只剩下一个良种补贴，也是2007年才开始试点、2009年在全国覆盖的。而随着最近几年政府对小麦、玉米、大豆等粮食作物实施最低保护价、粮食直补以及农机具补贴等扶持政策，棉农们更不愿意种植完全市场放开的棉花这种经济作物。
“况且，种棉花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和成本。”杜同喜说，种子、化肥、地膜、农药、灌溉，每项成本都在上涨，而且，从打钵育苗到移栽、田间管理，再到最后采摘，几乎每天都需要用工，精心侍弄，不像玉米和小麦，播种后田间管理很简单，而且从播种到收割基本实现了机械化，农民们有更多时间出去打工。
棉农们悲观的情绪与2009年12月份国家棉花市场监测系统河南省办事处对河南省周口、南阳、驻马店等几大植棉区农民的植棉意向调查相吻合，调查显示，虽然2009年子棉价格上涨，但棉农们植棉积极性整体提升并不大。
“关键还是这些年棉价太不稳定，难以琢磨，今年涨了，谁都不知道明年会怎样。”杜同喜说。
在扶沟几个乡镇采访时，记者也见到，更多的麦田和蔬菜大棚正在挤占原来的棉田。一个曾经无比坚固的传统种植业正面临崩溃。
在杜同喜眼里，棉花并不仅仅是能让村民们维持生计的简简单单的一种作物，这个神奇的植物更是多少年来维系传统农村社区的一个纽带。村民们一年四季都在为棉花忙碌和操劳，因为有了忙碌，人们心里满足而踏实，邻里之间也因为有了棉花而经常会有协作和互助，即使在冬天，各家都还在为棉花而忙碌。
“在我的脑海里，那时候整个村子是和谐的。”杜同喜回忆起过去满脸兴奋，“但现在，没有棉花可种，心里感觉没了着落。很多青壮劳力都出去打工了，没有出去打工的开始无事生非，喝酒、赌博、打架，张家长，李家短。即使还在耕作，由于小麦都是机械化种植和收获，人们之间传统的协作关系也几乎没有了，邻里关系正发生着微妙的变化。”
或许，杜同喜的观察有些夸张，但确实，一朵雪白的棉花正在改变着农村。
另一场僵持战
曹里棉花加工厂离曹里乡政府很近，这个加工厂是乡里最大的棉花加工企业，红火时每天能加工棉花上百吨。如今，加工厂大门已经挂上了“曹里洗浴中心”的招牌，偌大的厂区长满荒草，看起来已经停产多时。临街的办公楼卖给了私人，被改造成一家家的小超市、饭店和理发店。
杜同喜的富强棉花加工厂也已经停产了。往年的元旦前后是最忙碌的季节，工人要两班倒，一天可以加工皮棉14吨左右，库里堆满收购来的子棉，加工好的皮棉也在院子里堆成山。但今年，整个厂子只有一个看门老人和几条狗。
在加工车间，子棉清理机、轧花机、皮棉清理机和打包机停止了转动，满地的棉子无人清理。院子里堆着大约40多吨的棉包，另外一个库房里也放着40多吨皮棉----这是今年加工季该厂的全部产品。
“现在还不能出售，按照现在的价格，出售就会每吨损失200元。”杜同喜说，虽然这些皮棉卖不出去每天要损失不少银行利息，但总比亏损合算。
由于2009年植棉面积大幅度减少，棉花从采摘下来后就开始一路飙升。记者采访时，扶沟的子棉价格已经上涨到每斤3.7元，超出了棉花加工厂的心理底线。而且，即使这么高的价格，棉农们还是惜售。
杜同喜计算，加工厂所能承受的子棉最高价格是每斤3.6元，超过了加工厂就要亏损。前一段时间，为了保证开工，他收购了1万多斤子棉，收购价是3.7元，但收购后，他就后悔了，只能堆在库里，让工人们暂时放假。
2009年10月底，扶沟县棉花刚开秤上市时，子棉价格是每斤3.2元，但很快就每天涨出1毛钱。据说造成最初棉价上涨的主要原因是当地棉企抢购。往年，当地棉企习惯先去周边省份收购子棉，后期才开始收本地棉花，但今年周边省份子棉资源也明显减少，各家企业都竞相抬价在本地抢购。
但随着子棉收购价格急速攀升，棉农唯恐先卖棉会吃亏，惜售情绪增强，子棉购销陷入僵局。
采访中，杜同喜不断接到棉农电话，问是否收购子棉，杜同喜都一一回绝了，因为棉农们的要价很高，“有的要到了3.8元，按照这样的价格，加工好后的皮棉每吨要卖到15500元才保本，而目前皮棉每吨价格在14000—14500元之间。”杜同喜很无奈。
杜同喜还在等待，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重新开工。他对未来比较悲观，认为2010年棉价不会下跌，而很快进口棉的价格也会大幅度上涨，更多的加工企业会倒闭。
他说：“如果继续看不到希望，我也只能考虑转产了。”
扶沟的产业链梦想
像所有中国的县城一样，扶沟县城也是现在和过去、先进和落后的杂交体。城里有星级酒店和名牌购物商场，也有肮脏的小烩面馆和路边摊，街道上拥挤着轿车、三轮车、自行车、骡车和行人，展示着这个时代特有的颜色。
也像所有的地方政府一样，扶沟县希望通过发展工业和投资拉动地方经济，彻底改造这个传统农业大县。过去10年里，地方行政力量正力图实施一项庞大的工业振兴计划，这其中就包括打通整个棉花产业链。
打通棉花产业链条的雄心涵盖了从种植、购销、运输、流通、商贸、加工到更下游的纺织、服装、棉子油脂和棉子蛋白加工，产业目标是达到年产值20亿元，利税2亿元。作为全国十大产棉县之一，扶沟县有这样的战略目标再合理不过，棉农们也希望借此给自己的棉花找到更多更好的买家，如果不愿意种地，还能转到工厂里当工人。这无疑是一个给人无限期待的多赢愿景。
除了在各个乡镇招商投产了多家棉花加工厂和纺织厂外，几年前，一个占地7.2平方公里的工业园区在扶沟县城东北部开始建设，园区包括纺织、机械制造、食品加工和现代物流4个功能区。其中，纺织工业园就占地3.5平方公里。
最早进驻纺织工业园的是一家叫中方集团的大企业，该集团的董事长毕葆山曾经是县棉麻公司的销售员，后来辞职下海自己做起了棉花贸易，迅速发了大财，并成立了以棉花贸易为主业的中方集团。
2003年，扶沟县开始打造棉业产业链计划，这个棉花大佬也希望借此机会更进一步施展拳脚，遂与扶沟县很快达成投资建设“中方纺织工业园”的协议。在地方政府的一路绿灯下，一个占地600亩的中方工业园出现在从曹里乡到县城的省道路边。
中方纺织工业园开建后，中方集团相继成立了河南中方棉业有限公司、河南中方棉花交易市场有限公司、河南中方纺业有限公司，力图打通棉花种植、收购、加工、经营、仓储、纺织及棉花与纺织品进出口的产业化链条。
根据公开资料，中方首期工程已全部投入生产经营，形成了每年3万吨皮棉的加工能力、10万吨的棉花交易规模、10万锭的精梳棉纱生产能力。中方称，园区经营立足产棉大区，辐射周边区域，以规模化棉花订单、精细化棉花加工、电子化棉花物流、高品质精梳棉纱为产业链条，以国内、国际市场为依托，大力发展富有地域经济特色和纺织行业优势的“公司＋基地＋农户”的农业产业化发展道路。
2006年，中方集团希望大力发展中长绒棉纺织，并与扶沟县大李庄、崔桥等十多个乡镇近20万户农民签订了棉花种植收购合同，订单面积发展到近40万亩。后来的媒体报道显示，合同履约率达80%以上，每年社会综合效益近4亿元，农民增收5000万元。或许，如果没有2008年那场金融危机，中方集团推动的“公司＋基地＋农户”发展模式会继续走下去，扶沟县的产业大计也会按照预期发展。
2008年3月，全球金融危机刚刚震动翅膀时，扶沟还没有感受到风声，投资3.6亿元的中方集团棉花纺织厂项目开工建设。据称该项目建成后，可年产高品质精梳棉纱1000吨、气流纺纱1100吨，年新增产值4.6亿元，吸纳社会劳动力近3000人。在这个龙头企业带动下，到2008年底，扶沟纺织工业园内已经有14家纺织企业入驻。
但他们终究没能躲开这场被已经无孔不入的全球化加速、加长和加深的危机。2008年底，中方的产品已经严重积压，工人们提前放假，而很多新建的项目停工搁置，棉农的棉花也再无人问津。纽约蝴蝶扇动的翅膀，终于给了扶沟县沉重一击。
雄心勃勃的棉花产业链策划者们显然没有想过，所有完美的计划，如果没有了棉花会怎样？2009年，棉农们终于给当地政府和投资商们出了一道这样的难题。
广阔的中方纺织园区里，记者看不到一丝忙碌的景象，偌大的厂区几乎看不到几个人，没有一辆棉车等待装卸货。园区宽阔平坦的公路两旁，却还能看到高大的塔吊。
两种声音
2003年，曹里乡成立了棉花协会，杜同喜担任副会长。那时候，县里的棉花产业还一片红火，棉花协会也帮助棉农们做了不少事。但2009年，棉花协会就解散了，没有了棉花，这个协会的使命也就结束了。县里的农业局和棉花办很忧虑，但他们也承认，重振扶沟棉业辉煌很艰难。
不过，纺织企业似乎并不担心，因为他们是全球化的支持者。
“有进口棉啊！进口棉质量标准统一，还便宜。”扶沟县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纺织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就是到2009年11月，从美国进口的棉花还比国产棉花每吨便宜1000多元，“如果不是国家控制棉花进口额度，我肯定用进口棉，我想，其他企业也会这么想的”。
他认为，既然中国在棉花种植上没有比较优势，那么中国就应该放弃这一块，把更多的精力用在自己有优势的产业上，至于中国纺织产业所需要的棉花，完全可以到国际上去采购。
“让美国人给我们种棉花，有什么不好吗？这样还节约了中国的土地，减少使用水资源。”他说。显然，他并不在乎扶沟还有没有棉田，以及像刘武义这样世世代代只有种棉花和煮茶叶蛋这两门谋生技能的中国棉农还有没有机会种棉花。
这当然是很懂经济学的想法。类似的比较优势思维在中国各个产业都普遍存在，更不用说出入五星级大酒店和中南海的那些经济学家们----在他们的比喻中，因为有全球自由贸易，事情简单的就像把茶杯从左手交到右手。而显然，利用全球资源为中国服务的另一层意思，就是中国充分放开自己的市场，这也正是国外棉商们的强烈要求。
他们也有足够多声音洪亮的同盟军。中国加入WTO后，整个中国纺织行业都普遍希望开放棉花进口市场。2003年年底，国内棉价大涨，皮棉从年初的每吨1万元涨到年底的1.8万元，每吨高出进口棉价1000元。当年11月份召开的第三届国际棉纺织行业大会上，纺织企业代表一致呼吁，在国储棉有限的情况下，为弥补国内棉花缺口，保障纺织行业生产用棉，必须提前放开棉花进口，取消配额管理。
在每年由中国棉纺织行业协会举办的会议上，棉纺织行业都在强调放开棉花进口不会影响国内棉花市场。纺织企业普遍认为，近年来，棉花供不应求的矛盾主要是通过加大进口来解决的，但棉花进口实行配额管理，给企业生产经营带来诸多不便，国际棉花机构也往往在中国发放配额之后调高价格。为此，他们一再呼吁和游说国家放开棉花进口，让企业根据国际市场行情变化随时调整策略，自主决定使用进口棉还是国产棉，以及何时进口、进口多少。
2001年以来，游说从来没有停止过。2009年国内棉花生产大减，棉价暴涨，棉农们在沉默中放弃自己多少年赖以生存的棉花种植的同时，棉纺织企业界要求放开棉花进口的声音就变得更大。在这种压力下，中国已将2010年棉花进口配额上调至189万吨，并三次抛售国储棉，以期望平抑棉价。郑州商品交易所有关专家也预测，2010年进口棉将成市场主角。
但显然，农业部门在市场开放上更加谨慎，杜珉说，在中国，棉业不仅涉及到2000万纺织工人就业，更关系着1亿多棉农的生计，在棉花主产区农户家庭经营中，棉花收入占现金收入的比重接近1/3。而在西部地区，棉花更是农民增收和减轻贫困的关键。显然，棉花背后不是一个简单的市场化问题。
“当然，纺织企业希望开放市场可以理解，但政府却不能不慎重。”杜珉认为，现在之所以国际棉价低，一个原因是还有我们国家这个产棉大国，中国棉农一旦放弃生产，全球供应量马上就会锐减，到那时候，不可能还有低廉的国际价格。
“而且，中国这么一个纺织大国如果把原料压在进口渠道上，那是非常危险的。”她补充到。
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运用全球贸易分析预测模型(GTAP)的模拟结果也显示，增加关税配额将显著增加棉花进口和纺织品出口，但却减少了棉农收入，减少棉业总体就业机会和总收入，“是得不偿失的”。
棉花的国际政治经济学
2007年前的几年时间里，一位叫埃利克·奥森纳的法兰西学院院士探访了五大洲的马里、美国、巴西、埃及、中国等7个主要产棉国，写出了一本《棉花国之旅》的著作，该书获得了2007年法国经济图书奖。
通过棉花这种带给人温暖的植物，奥森纳揭示了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给世界带来的变化。他认为，全球化虽然促进了全球经济的发展，但同时也带来了国家之间的发展不平等和各国内部贫富差距的拉大。
他注意到，与田纳西和得克萨斯的美国农场主的惬意不同，发展中国家的棉农们生活艰辛，美国对农场主的巨额补贴正把马里等西非产棉四国逼近经济崩溃的边缘。一方面，每年美国全国棉花协会(NCC)都在游说政府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另一方面，他们强烈抨击发展中国家对自己的棉农给予补贴，要求这些国家彻底开放自己的市场。
在埃利克·奥森纳旅行的几年中，中国棉农也正在“坐过山车”。
这背后是“美国的阴谋”——著名“非主流经济学家”郎咸平，2009年年底在对包括棉花在内的农产品进行研究后得出了上述结论。他尤其对2009年中国植棉业的大变化非常好奇，“郎旋风”的结论是：美国对中国纺织品原材料的攻击阴谋不是刚开始，而是即将结束。
按照郎咸平的数据，2009年中国植棉面积、单产、棉花质量都下降了10%以上，农分率(100斤的子棉能够转化为多少皮棉)从42%下降到34%，他认为，很明显这是美国多年攻击中国棉业的集中体现。而在这个过程中，孟山都公司充当了急先锋和打手。1997年，孟山都开始向中国推广一种转基因抗虫棉33B，并迅速推广到中国的主要产棉区。这种抗棉铃虫的转基因棉花在2001—2004年的三年间，使得中国棉花农药使用量下降了50%—60%，种植成本下跌了25%，亩产量上升了20%。
但是，中国棉农们不知道，这种转基因棉花的棉子质量只能保证三年，三年后如果不买孟山都的新种子，就会出现一代不如一代的衰退现象。郎咸平认为，这就是为什么2008年后中国棉花产量、质量大幅下滑的原因。而随着中国产量的下降，就出现了每年两三百万吨的缺口，只能从国际上进口，而进口主要集中在美国。当温柔的棉花在某一天成为一种大宗国际贸易品，强硬的国际争端就降临了。
事实上，过去十几年里，围绕棉花，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已经展开了激烈的冲突。世贸组织总干事拉米甚至称，棉花已经成为检验多哈回合承诺的试金石。但拉米没有强调的一点是，WTO的多哈发展回合谈判虽然承诺进一步贸易自由化，但前提是必须处理好当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成员的利益不平衡问题，特别是正视发展中国家在履行世贸规则中的困难和发展需要。
过去几年里，香港援助机构乐施会一直把加入WTO后的中国棉花和棉农状况作为一大主题开展研究。2005年，WTO第六次部长级会议在香港进行前夕，乐施会发布了自己在中国入世后的第一份棉业报告《中国棉业没有软着陆》。乐施会项目官员刘源博士告诉《商务周刊》，当年的报告核心是反对美国的高补贴与对华倾销。
该报告显示，2001年中国入世之后逐步开放了本国的棉花市场，但美国一直对其棉业进行补贴。其结果是2001—2004年间，获得补贴的廉价美国棉花如潮水般涌入中国，中国进口美国棉花增加了21倍，这令国内棉价大幅下降，国内棉农在市场中节节败退。
2005年形势更加紧张，由于上一年国际棉价下跌，而国内进口棉花的时间和数量又过于集中，国内子棉价格暴跌30%—40%，棉农苦不堪言，结果2005年国内植棉面积下降了10%。乐施会测算，就是这10%植棉面积的下降，直接导致2005年中国棉农减少了17.2亿元人民币的收入，同时也令中国农村失去了72万个就业机会。
而这一年的7月到8月，按照郎咸平的说法，美国把大量的棉花运往中国的保税区，以很低的价格在中国倾销。每向中国出口1吨棉花，美国政府就给美国农民相当于600元人民币的补贴。
刘源认为，更糟糕的是，入世后，由于中国对进口棉花的依赖越来越高，国际棉价对国内棉价起着主导性作用。所以，在中国入世最初的短短4年时间里，国内棉价大的起伏就发生过三次，造成国内棉花播种面积也发生较大波动----万千个中国河南省扶沟县棉农刘武义的命运被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棉花期货交易员所掌握，他们没有能力改变这一切，被抛弃也就成了最符合经济学的结局。
2009年年底，乐施会与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新疆师范大学合作撰写了中国入世后第二个棉业报告《2009年多哈回合谈判重启----中国棉业依然步履维艰》，该报告进一步显示，全球自由贸易并没有为中国棉农带来更为稳定的生计，相反，由于受进口棉的强烈冲击，短短几年间，中国棉农已经丧失了一半的市场机会。
“在前一个报告基础上，我们对主产棉7省区1500户棉农进行了追踪问卷调查，并到江苏、河南和新疆三大产棉区进行社区实地调研，发现入世后受国际棉花价格波动影响，中国棉花市场价格、种植面积、产量、棉农收益等呈现全方位动荡不定。”刘源说。
刘武义不知道，在过去已经持续了8年的多哈回合谈判过程中，欧美国家一直逼迫中国等进一步开放国内棉花市场，逼迫发展中国家取消有效的农业保护和贸易救济措施，与此同时，2008年的美国农业政策法案又进一步提高了对美国棉农的补贴。
2001年，杜珉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时就注意到，美国棉花农场主的声音很大，对白宫和国会有强大的游说能力，并总能争取到巨额的政府补贴。2001年国际子棉价格是每公斤82美分，而美国棉农从政府拿到的补贴高达每公斤105.8美分----相当于美国棉农每卖1美元的棉花，美国政府就再给他们1.3美元。按照郎咸平的数据，1999—2003年，美国政府对棉花的补贴率高达89%。2001—2002年，补贴率更是超过129%。
即便如此，美国全国棉花协会等游说集团还一直在争取对植棉业的更高补贴和政府扶持，埃利克·奥森纳也告诉读者，美国全国棉花协会已经多年获得美国最优院外游说大奖。
与此同时，美国的另外一大棉花游说集团美国国际棉花协会(CCI)和各大棉商依仗其成熟的营销手段和强大实力在中国大力推广美国棉花，并极力游说中国纺织企业使用他们的棉花。记者了解到，除了游说中国有关机构，CCI的另一主要工作是推广COTTON USA的美棉商标。企业会员使用美棉商标无须任何费用，而且能参加COTTON USA在世界各大城市的推广活动。目前，已经吸引了一大批中国棉纺织企业成为该协会会员。
“在目前的国际贸易规则下，我们不能过分期待国际分工。”刘源说，“在不平等的国际贸易框架下，谈比较优势和资源的全球配置显得多少有些滑稽。”
与拥有强大政府支持和商业能力的美国同行相比，仍处于小农经济模式下的中国棉农们早已空前原子化，在国际贸易的丛林法则下不可避免地成为全球棉花产业链条上最低端的失语者。杜珉认为，一旦棉农们失去了信心，如果没有人代表他们去争取生存空间，这将是中国棉花产业发展中的一个悲哀。
从长远看，杜珉认为，政府应继续加强国际谈判，坚持让美国削减高得离谱的补贴，在WTO谈判中更要慎重，不能把农业作为砝码，牺牲毫无议价能力的农民们的利益；在必要时，中国政府要维护本国农民利益，启动贸易救济以及特殊保障机制。
“最核心的是要尽快建立棉花的最低收购保护价，并充分利用WTO框架下允许的扶持政策。”杜珉认为，除了目前的棉花“良种补贴”、“节水灌溉”、“高产创建”等绿箱政策(Green Box Policies)以外，我们还应该充分利用中国加入WTO时争取到的“8.5%的微量允许”的黄箱政策(Amber Policies)，即综合支持量不超过该产品上一年度生产总值的8.5%的补贴政策。
“按照这个政策测算，每年中国可以对棉农有50亿—60亿元的补贴额。”她说，“但很遗憾，入世以来，中国始终没有实施这一本来可以利用的政策。”
